有些事儿，时间越久，越像一坛子老酒，闻着呛人，喝下去烧心，回味起来却全是劲儿。
28年前，我在西藏高原，山地步兵52旅，一个叫侦察连的地方当排长。愣头青一个，刚从军校的象牙塔里出来，脑子里装满了条令条例和理想主义，看啥都觉得能用公式解决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连长和指导员，俩姓李的上尉，笑眯眯地把我叫过去，说：“小黄啊，司务长休假回内地了，连队这个家，你先替他当起来。”
我当时就懵了。
司务长？那是什么岗位？
说白了，就是咱们现在公司里的CFO兼行政总监兼后勤主管。一手抓钱袋子，一手抓米袋子，还得管着炊事班那帮大爷们的思想动态和军事训练。全连几十号兄弟的吃喝拉撒，全指望你一个人。
在西藏高原，这活儿，不是技术活，是玄学。
我第一反应就是推辞，我说领导，我一刚毕业的，连账本长啥样都分不清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搞砸了，兄弟们得饿肚子，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
指导员拍拍我肩膀，语气跟哄自家孩子似的：“没问题，你肯定行。”
军队里最牛逼的逻辑就是“你说你不行，领导说你行，你就是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”。命令下来，天职就是服从。于是，我这个代理司务长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岗了。
上任第一天，我就知道这事的魔幻之处了。
在那个物资靠车轮子一寸一寸挪上高原的年代，每一粒米、每一滴油都不仅仅是卡路里，它们是士气的稳定器，是战斗力的基石，更是连接这群异乡人与遥远家乡温情的脆弱纽带。
断了？天大的事。
而我上任没多久，就撞上了年度终极大考——过年。
春节，对于内地来说是团圆，对于高原上的兵来说，是一场盛大的自我安慰仪式。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，就是对过去一年所有艰苦、所有孤独的最好交代。这顿饭要是搞砸了，比打仗丢了阵地还影响士气。
问题来了，菜谱上写的山珍海味，我上哪儿给你变去？后勤仓库里，除了常规的储备，连根新鲜黄瓜都金贵。
我和炊事班几个老兵一合计，常规路子走不通，那就只能走“野路子”。
我们把主意打到了附近藏族同胞的村庄里。那儿的土鸡，漫山遍野地跑，吃的是虫草，喝的是雪山水，那叫一个地道。
但问题又来了，我们是军队，有纪律，不能搞强买强卖。再说，当时现金也是稀缺资源。
怎么办？
回归商业最原始的形态——以物易物。
我们有啥？我们有内地运上来的大米、面粉、清油。这些东西在高原上，就是硬通货，比钞票还好使。
于是，经连领导批准，我带着炊事班长，拉着一车“硬通货”，开启了我的第一次“跨国贸易”。过程出奇的顺利，藏族老乡们淳朴得可爱，一看我们是解放军，对我们拿出来的米面油赞不绝口。最终，我们用几袋子米面，成功换回了12只肥硕的土鸡。
当那12只鸡在连队营区里咯咯哒乱跑的时候，整个连都沸腾了。那不是鸡，那是年味儿，是希望，是排长牛逼的证明！
年三十晚上，当一大锅一大锅的土豆炖鸡块端上来时，那种香气，我保证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兄弟们狼吞虎咽，吃得满嘴流油，那种满足感，比我拿个三等功还荣耀。
吃的问题解决了，钱的问题更要命。
当司务长，最让我头疼的是做账。军队的财务制度，严谨到变态。账面上，收入和支出必须一分不差。多一分，你贪了。少一分，你丢了。反正里外不是人。
我一个学军事指挥的，天天对着一堆数字和票据，感觉脑细胞死了一片又一片。
更骚的操作还在后头。
连队日常开销需要现金，现金得去旅后勤部的财务科借。那个年代，财务科长就是旅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，堪称“财神爷”。他今天心情好，笔一挥，多给你批两千。明天他看你不顺眼，卡你一千，你一点脾气都没有。
每次去财务科，我都得像个孙子一样，提前组织好语言，赔着笑脸，先汇报工作，再展望未来，最后才小心翼翼地提出借钱的需求。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眼皮都不抬一下，慢悠悠地审着你的报告，那种感觉，跟现在去银行求爷爷告奶奶办贷款一模一样。
权力这东西，哪怕只是芝麻大点，也能被玩出花来。它考验的不是你的业务能力，而是你对人性的洞察。
那段代理司务长的日子，不长，但比我军校四年学到的东西还深刻。我学会了如何在规则的缝隙里，为兄弟们争取最大的利益；我学会了怎么用最原始的商业逻辑，解决最棘手的后勤问题；我也第一次见识到，在那个看似纯粹的环境里，同样存在着最真实的人情世故和权力博弈。
还好，最后没出什么岔子。账做平了，兄弟们也吃好了。当真正的司务长休假回来，我把账本和钥匙交给他的时候，感觉像是打赢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。
那12只鸡，最终变成了账本上一笔平平无奇的“副食品采购”，但它在我心里，却是一枚沉甸甸的勋章。它告诉我，所谓的管理，本质上不是跟规章制度死磕，而是带着镣铐跳舞，在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困难之间，找到那个最优解。
说白了，就是搞定人，搞定事，别扯那些没用的。这个道理，在高原的军营里适用，在今天的写字楼里，也一样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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